个尚未形成意识场的婴儿一样。如果参考婴儿的人权状况，这个机器人应该拥有和已经产生意识场的机器人一样的权利。可以这么说吗？”任明明接着问。
“如果对机器人的大脑量子结构加上一定的条件限制，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。”格兰特说。
“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，本质上和人类并没有不同，只有躯壳不一样。考虑到躯壳能够更换，这种不同实际上微乎其微。所以，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几乎可以等同于人类。那么可不可以说，他应该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权利？”任明明说。
“逻辑上可以这么说，但在现实中，这取决于法律对人的定义。”格兰特说。
“那我们就从逻辑上说，毕竟法律也要符合逻辑。”任明明说，“没有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，而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人类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。那么，没有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人类也就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。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推论，你认为这个推论成立吗？”
格兰特看着任明明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对我而言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任明明问。
“这涉及社会治理。”格兰特回答，“你说的权利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，是法律所定义的。对社会治理而言，如果无法给出更多的数据，虽然可以进行这种逻辑推理，但并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。”
“你需要什么样的数据？”任明明问。
“社会压力指数。”格兰特说。
“社会压力指数？”任明明问。她可以乱猜一下，但显然不知道这个词在这里的确切含义。
“对我而言，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危害最小化。”格兰特说，“在重要程度和优先级方面，社会危害最小化远远优先于逻辑合理性和道德优越性。所以，我必须纠正你刚才的一个说法，所谓法律也要符合逻辑的说法。事实上，法律不一定要符合所有逻辑，但却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。社会压力指数就是一组数据，是社会危害最小化的量化指标，是行政过程和立法过程中最重要的数据支撑。具体来说，就某一特定的社会议题，在某个特定的行政区域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某个特定时间周期内，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的威胁程度，就是社会压力指数。”
任明明在思考。
“一个明确的议题，在逻辑上成立与否只是影响我的决策的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。我的决策更多依赖于对社会压力指数的计算。”格兰特接着说。
“你是说，当社会压力足够大时，你就会推进一个决策，否则就不会。”任明明说。
“是的。”格兰特说。
“你怎么判断社会压力足够大呢？”任明明问。
“这是一个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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